小美是某律師事務所的員工，在事務所才上班兩週，就被所長言語性騷擾：「很多人結婚了還是會出去亂搞。」、「妳現在老公就是妳的前男友。」、「結婚了還是要交男朋友。」……

小美覺得非常不舒服，但因為剛上班、又是雇主講的，她當下不敢反抗，不過終究是因為所長三不五時的言詞騷擾，很快就提出離職。

離職後，她用 Google 評論寫下：「所長很沒素質，對員工說結婚了還是要交男朋友…很有事的人。」。

所長看到後，立刻表示：「我只是開玩笑！你散布不實內容、加重誹謗，我要告你！」。

一、 言論自由與名譽權的界限

首先，言論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，也涉及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的功能。而名譽權是我國憲法第22條規定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，指的是個人在社會上的評價，並配有相關的民法等規定來保障。

因此，兩者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，國家原則上均應給予其最大限度之保障。當兩者衝突時，國家需要作適當的利益衡量與決定，俾使兩者之憲法保障能獲致合理均衡，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。

二、 實務常見的界線判斷

以刑罰而言，刑法第311條已有列出4款事由，指引審判者如何進行利益衡量，也就是當符合以下4款任一項時，言論自由的排序會優先於名譽保障：

一、因自衛、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。

二、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。

三、對於可受公評之事，而為適當之評論者。

四、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，而為適當之載述者。

三、 「弱勢者救濟空間」——界線判斷的因素

而法律是弱勢者保護自己的武器，言論自由更是弱勢族群保護自身最有效的工具。因此，在運用前述刑法第311條之規定時，仍須連結現實問題：雙方的階級地位及是否處於權力不對等之關係、表意人所為言論內容之動機及影響。

簡單來說，除了表面上雙方言論的內容外，法院也需要考量，在雇傭、師徒、主管對下屬等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，弱勢者在當下可能基於權勢壓力、金錢壓力、怕被辭退或是報復，而不敢反抗。

而「性別」也是應該考量的因素。因現在社會中不免仍要求女性「服從」，因此女性受害者在事發當下，更容易考量是否會因為「不配合、不陪笑」而被貼上標籤或是汙名化，因此當下選擇默不作聲。

因此，無論受害當下因為何種原因而選擇靜默，法律仍然希望支持弱勢者為自己發聲。所以弱勢者的事後揭露，應該受到更強的言論自由保障。

四、 本案的情況

本件中，除了小美在 Google 評論所述內容，係基於自己實際經驗的事實性指摘，並非杜撰以外，小美的言論更具有公共利益性，因所長將持續招募新員工，小美揭露自身經驗可提醒其他女性求職者評估風險，且「律師」一職本身即涉及公益，因此小美對律師所長的評論亦符合刑法第311條第3款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之適當評論」。

更進一步，考量小美與所長的關係中，所長可以長掌握雇用、薪資、獎懲、業務分派等強勢權限，而小美為剛到職兩週的女性新進員工，所長以「開玩笑」包裝的性暗示語言，也涉及性與性別權力，在此結構下，小美當下不敢反抗符合社會常情，亦與勞動現場中普遍存在的權力現實一致。所長言語本質已涉及不當性議題，使得小美的評論具有更強烈之人格權自衛性質。她在職場內部無任何有效申訴機制，也無外部工會或支持組織，唯一可行的救濟方式即是事後公開揭露。因此，小美在 Google 所為之評論，本質上係為保護自身人格權與提醒他人，屬於法律容許範圍。

五、 律師的建議

若你是被評論者（公司、主管、機構），遇到負評指控時，記得先檢視評論內容是否涉及具體事實，並釐清是否有事實基礎、是否能蒐證反證，以利後續名聲的捍衛以及法律行為的主張。

若你是評論者（離職員工／當事人），想要發表言論前，記得區分事實與情緒性語言，並且確定這些言論是否會涉及侵害他人名譽，必要時先尋求律師的建議，「直接在網路上發表言論」也未必是最好的手段。

六、 結語

名譽權與言論自由皆受憲法高度保障，兩者並非絕對對立，而須於具體事件中加以衡平。弱勢者在權力不對等關係中所為之事後揭露，若係基於真實經驗並為保護自身人格法益，自屬受言論自由保障之正當行使。惟蓄意捏造不實指摘者，自仍應負相應法律責任。是以，在事實揭露與名譽維護之間，法律追求的從非沉默，而是誠實。